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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讥议-【xinwen】

发布时间:2021-10-11 11:02:28 阅读: 来源:试验机厂家

曾国藩遭正统理学家“讥议”

曾国藩治学尽管受唐鉴影响很大,但并不像唐鉴那样独宗程朱,而是学习周敦颐、张载、欧阳修,韩愈甚至司马迁,并尊奉孔、孟、周、张为儒学正统,将程朱理学和许郑汉学一概归之于不无偏颇的支流旁系。

汉学致使太平天国迸发?

到了晚年,曾国藩连理学究竟有多大实践效果也产生了置疑。有一次,他与赵烈文谈到春秋以来人心不正,淫乱成风,“纳人心使日就规模亦宋儒之功”时,反问说:“古人再醮为常事,今并有未嫁守节者,然桑濮之风亦不停,论其好坏何如?”赵说:“互有长短。”曾笑着说:“允哉,断狱也。”意思是,赵的评判是公允的。由此可见,在曾国藩的心目中,宋代以来理学在所谓“正人心”方面并没有大家所揄扬的那种奇特效果。

有时,曾国藩甚至对理学和理学家表现出激烈的反感和讨厌心情。同治六年冬,曾国藩连遭言官弹劾,不得不辞去钦差大臣职务,脱离剿捻战场。他对其时的理学和理学家进行了强烈抨击,曾国藩在给老友郭嵩焘的复信中表示出自个历来就不是一个“谈性理者”,倒像是一位“性理之说”的受害者或一向反对者。假如不是同治八年《劝学篇示直隶土子》那篇鼓吹“为学之术”“莫急于义理之学”的创作,很可能被人误以为他早已同理学各奔前程了。

程朱学派不仅视词章之学为雕虫小技,对汉学的攻击也不遗余力,有人甚至将太平天国革命迸发的缘由归之于汉学。曾国藩以为这都是门户之见,应该加以摒弃。他建议对儒学各派兼取各家之长,义理、词章、考据、经济四者不行缺一。他在给刘蓉的信中表达自个的见地和志趣说,“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,皆不能偏袒以附一哄;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,尤不敢相同而苟随”。吾“欲兼取二者之长,见道既深且博,为文复臻于无累”。这些话基本上反映了曾国藩的治学建议。

关于经济之学,曾国藩也非常重视。其时通常专家多视经济之学为当官术,不把他当成一门学识。所以,姚鼐、唐鉴都以为学识只要义理、考据、词章三门。曾国藩则把经济之学列为一个独立的学科。他在《劝学篇示直隶土子》一文中说:“为学之术有四;曰义理,曰考据,曰词章,曰经济。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,前代仪式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。”

老庄思维免除清廷疑忌

事实上,曾国藩对“经济之学”也确实下过一番苦时间。他大概从道光二十九年担任礼部侍郎前后起,终身中始终孜孜不倦地研究“经济之学”,并从中汲取了历代统治阶级丰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方面的经历,从而处理了一连串的社会实践问题,为其在政治生计中获得某些成功,供给了重要条件。

曾国藩不仅对儒学各科建议兼取各家之长,并且对诸子百家也采取兼收并用的政策。咸丰十一年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立身之道,以禹墨之节俭兼老庄之虚静,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。”又说:“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。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,治身能如墨翟之节俭,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,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,偏者裁之,缺者补之,则诸子皆可师也,不行弃也。”

曾国藩在其终身的活动中,从诸子百家各派学说中吸收了不少思维用于行政和待人接物。例如,他在湖南举办团练时,就汲取刑名家重法治乱世的思维,作为严酷镇压农民群众抵挡活动的理论根据;他在统治阶级中遭到排挤时,就汲取老庄清静无为的思维自动“推让少量权力”,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。成果,他在这两件事上都到达预期的意图。不然,湖南很可能成为第二个广西,使他无立足之地,更难以获得今后的成功,即便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,他也未必能“保全终点”,这对他来说可谓收获颇丰。

因为以上这些特色,曾国藩常常遭到一些正统理学家的“讥议”。清朝末年有位专家在一封信中评论道:“湘乡(指曾国藩)训诂、经济、词章皆可永存,独于理学则徒以其名而附之,非真有镜于唐镜海、倭艮峰、吴竹如之所讲论者,其终身所得,‘以老庄为体、禹墨为用’耳。”又说:“儒者学孔孟程朱之道,当独守孔孟程朱,不用以混合儒墨并包兼容为大也。”“湘乡讥程朱为隘,吾正病其未脱乡愿之见耳。”明显,这位独尊程朱的道学先生是不供认曾国藩为理学家的。这当然反映了程朱学派的门户之见,而同时也反映出曾国藩的治学特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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